文/李丹职高3年，数控专业，本科4年，机电教育师范专业。结业后，方辉从事起与所学专业完全无关的事情。“在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走错一步，效果硬生生泯灭了7年。

”回忆过往，方辉用上了“厌恶、反感、以为被异化”这样的词汇。确切来说，他所厌恶的不是专业自己，而是学习气氛和情况。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重点领域的技术型人才缺口将凌驾1900万，且该数据在2025年将靠近3000万。而与用工缺口扩大相对应的，是职教结业生正在逃离所学专业的现状。无论是大国工匠，抑或是工业4.0，职业教育都曾被誉为“立国家竞争力于不败之地的‘秘密武器’”。如此前景，为何人才不济？当职教结业生以跨行业就业、专升本的形式“出走”后，中国的用工缺口又当如何填？逃离2018年，小雯以横跨艺术一段线10分的结果考入江西某专科院校。

“这所学校在我们那儿（浙江）的招生分数线比力高，我还以为是一所勤学校。”之后，小雯相识到，当地学生“文化课考300分就能进”。小雯学的室内设计专业。

在她的构想中，课程设计会以实操为主，“起码会有老师带我们去实地量房”，但实际情况与构想有所收支。课堂上，老师们以“念书、读理论”为主，课下，学生的作业也很少获得指导，“尤其是这一学期，可能快结业了，他们（老师）对我们就更不上心了”。

小雯告诉笔者，专业能力上，老师们都很厉害，但就是不会教学生。“固然，可能也因为专科的学生不太认真听讲，我们班上课就没几小我私家听的。”“生源质量不外关，教育质量跟不上，恶性循环。

”专科结业后，林鹏这样总结自己三年的学习生涯。2016年，林鹏因高考分数偏低而进入当地一所专科院校。他告诉笔者，班里仅少少数学生认真学习，大部门“过完一天算一天”，反倒是“3+2上来（中专院校与大专院校团结办学）”的同学更努力，“可能他们更想挣脱这种苟且偷生的气氛吧”。

方辉算是力争“挣脱所处情况”的一员。但他厥后发现，“有些负面认知会一直反映在学习和自我建构上”。为了挣脱职高气氛，方辉努力到场省农机具维修大赛，努力备考学习一年，以浙江省机械专业第37名的结果考入浙江师范大学本科。但入学后，同一专业下，三校生（中专、职校、技校学生）本科生和普高本科生实行分班教学。

“大学四年的气氛其实和职高差不多，”方辉告诉笔者，大家会不自主地给自己贴上“三校生”的标签，以此来合理化“放弃一些教育资源”的行为，如放弃考研提升时机、放弃本学院的出国交流名额等。在方辉看来，这种放弃，既因为对自身要求不高，也因为自卑。固然，后者所占比例更大。

结业后，方辉找了一份与机械专业完全无关的事情。林鹏的同届同学中，一部门回家接受了家里摆设的事情，另一部门则从事着诸如销售类的事情。小雯今年结业，“做设计的，要么创新能力极强，要么学历高”，她认识的许多学姐都没有从事本专业相关事情。

田林从事职业教育教学事情已16年有余，他告诉笔者，学生们结业后的出路许多，投军、创业、找其他事情的都有，但从事本专业相关岗位的不多。有了更好的，谁要更“差”的？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革新实施方案》（又称“职教二十条”）。

该方案指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差别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职位，“两者不是上下级关系”。但在就业市场上，不少专科生仍面临逆境。

2016年，李立入学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会计专业。结业后，“事情选择余地很是小”，他准备先去事业单元做条约工。林鹏则告诉笔者，由于心仪的企业要求“本硕起步”，学校对口公司“钱少事多”，他只得只身一人去到一线都会闯荡，边事情边通过函授本科弥补学历硬伤。

“‘歧视’专科这个表述不太贴切，更准确的说法是，有了更好的，谁要更差的。”在田林看来，企业倾向于高学历，更像是规避风险。

而专科和本科之所以被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举行比力，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内容存在重合，“职业教育某种水平上像低配版的本科教育”。为了挣脱“专科”二字带来的求职逆境，专升本一直是不少专科结业生的选择。

李立告诉笔者，“专升本看起来并不难”，班里十几个同学里，“到场的都考上了”。而“专升本”也曾引发不少对职业教育意义的质疑。“外界对职业教育评价不高，这不只是教育或教学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田林告诉笔者，只管他没做过系统性观察，但据他所知，“情况并不算乐观”。“职业教育当下的‘职位’并非‘从来如此’的自然效果，而是一系列悄无声息的社会变化的产物。”去年夏天高考刚竣事，博士生赵乐曾和朋侪们探讨过教育分流问题，“我发现大家对职业教育都不是很相识，就专门研究了一下”。通过梳理文献，赵乐发现，一般看法普遍将“职业教育在我国的衰退”归因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招生规模扩大。

研究者普遍认为，从某种水平上看，大学本科招生量的增加不仅压缩了高等专科教育的生源，同时还进一步在中等教育层面挤压了职业教育的生长空间，“从下游逆向影响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但将教育系统纳入更广泛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明白，就会发现，职业教育的衰退和国企下岗潮的时间高度重合。”赵乐告诉笔者。

不久前，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的一段采访视频曾引发网友对阶级固化的关注和讨论。更早些时候，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方长春曾在《家庭配景与教育分流：教育分流历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一文中指出，在其他因素稳定的情况下，怙恃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升入职高的几率下降约4%。

而职教逆境在当前的直接体现之一则是用工缺口。凭据教育部、工信部团结公布的《制造业人才生长计划指南》，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在2020年将凌驾1900万，且这一数据在2025年将靠近3000万。

“有人可能会说，‘用工缺口’和我有什么关系，学习欠好的孩子才会去职校。”在马川教育赵博士看来，该看法才是造成我国职业技术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短缺将“直接影响我国未来几十年的竞争力”。

公正与热爱“当下需要回覆的是两个问题：什么现实原因导致职业教育逆境和用工缺口？有什么解决方法？”“学校和社会的脱节问题，我上大学时就听老师在说，现在我们还在讨论，恐怕会继续讨论良久。”在田林看来，企业最直接的目的是“找个‘零件’让‘机械’跑起来，跑好点，跑快点”。而学校不仅要思量技术培训，还要思量学生知识体系、思维方式的造就，两者重点差别，容易泛起脱节。“制造企业生存周期短，中小企业对（高级）技术人才需求不旺等因素都是原因。

”赵博士告诉笔者，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正在准备兴建技术学校，甚至“直接买断德国的高级技术学校”，以此改变人才逆境状况。但赵博士也坦言，我国职业教育的运营情况与外洋有所差别，“许多德国的中小企业都有教育资质，愿意用很长时间造就技术人才”。而我国还未建设起大量高附加值技术工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撑技术人才造就。

为此，去年宣布的职业教育“双高计划”曾提出将五年作为一个支持周期，每年投入20余亿用于教学革新、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聚焦教学层面自己，多位专科生均向笔者表达过对院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微词。某种水平上，专科教育是“低配版”的本科教育，老师们更多是在“口头”教学，而非“手把手”带学生试错。王霖现在是一所国家示范性职业技术院校的老师，在做老师之前，他有7年的企业工程实战履历。

“网上有不少人建议‘应届结业生不要去高职院校任教’，说是‘影响他们的人生观’。”王霖告诉笔者，他也建议应届生不要直接去高职院校，“他们没有事情履历，教欠好学生”。

在王霖看来，从职业院校老师“入手”，不失为缓解“脱节”问题的有效途径。职校老师起码应该保证“在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其自身技术水平能跟上企业的生长程序”，“不要求引领技术生长，但至少要保证不落伍”。而针对围绕职业教育展开的“单轨”“分轨”制讨论，赵乐告诉笔者，一定水平上，教育公正水平并不在教育系统内部，而是由整个市场经济网络中的就业情况和薪酬分配体系支撑。

“职业教育每年入学几多人、结业几多人，这个数量自己没有太大意义，也无法解决人才缺口问题。”结业后李立曾反思过自己的学习生涯。

他告诉笔者，只有当有人主动选择职业教育，有更多人在职业教育中学到扎实的技术，当职业教育的学生热爱自己职业的时候，才气解决人才缺口的问题。（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辉、小雯、林鹏、赵乐、李立、王霖、田林均为假名。

）（编辑：黄玉璐校对：彭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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